1960年上半年，李觉陪同宋任穷部长来核武器研究所视察，传达了苏联撕毁协议的信息。宋部长说：“人家预言我们搞不成，我们要争口气。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傅樱回忆，毕业分配到研究所，邓稼先跟新同志谈话，对她说：“这是一份祖国人民急需的工作，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保密性极强，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要当一名无名英雄，要有奉献精神，服从需要，放弃自我，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听懂了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报纸文章标题异彩纷呈，有的大书特书“中国之光，亚洲之光”，香港新晚报曰“石破天惊是此声”，香港晨报说“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

曾有人问周光召：“你本来是研究粒子物理的，在国际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为什么要改行呢？”周光召非常坦诚地回答：“如果国家需要，这是光荣的事情，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专业去从事国家需要的研究……光自己有名，国家不行，到头来还是没有用处。”

在原子弹攻关早期，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陈能宽鼓励同事们：“我们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写篇大文章。”

周光召曾说：“在我一生中有一段时间，有幸和我国最优秀的青年一起工作，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国家当初抽调王淦昌从事核武器研究，王淦昌回答得干脆而动情：“我愿以身许国。”

一次，王淦昌发现星期天办公室都锁着门，他找到邓稼先严厉地说：“科学家没有礼拜天，只有星期七！”

彭桓武先生曾说：“我是不受抬举的。”他一心钻研学问，讳言自己，也不喜别人吹捧。

曾任党委书记的彭非曾说：“主任喜我亦喜，主任忧我亦忧。”这个“主任”就是指理论部主任邓稼先。

于敏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肃的科学精神。”

于敏说：“非志无以广学，非学无以广才。”

陈能宽性情开朗，尝自勉：“七十嫌小，八十嫌少，九十正好。”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俞大光被点名要求交代政治历史问题，有一次被逼急了，他说：“坦白从宽的路是很好，可惜我走不了。”

赵宪庚有一次对年轻人说：“不要做工匠，至少要做个设计者，再进一步变成思想者、思想家。能有自己的思路，才能有发展，后劲才大。”

贺贤土一次在为年轻学生做报告时说：一个人无论多聪明，没有前人的研究，没有周围人给予的帮助，他是无法成功的。“你们不要只看到诺贝尔奖得主是一、两个人，在他们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做‘垫背’。”

杨振宁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事……以前中国人自己觉得落后，有很深的自卑感。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中国学者感到：只要我们振作起来，并不比别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