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一旦沉浸于研究中，心无旁骛，废寝忘食，妻子担心他过度劳累，想让他换换脑筋休息休息，但他总不合。一次，妻子好容易说服他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到了门口，他却不愿意进那闹哄哄的地方，说好在门口等候。妻子出来，却不见他的踪影，以为回了家，但回到家中，家里没人，找到单位，办公室也不闻其声。好容易等到华灯初上，他才姗姗归来。原来他找了个僻静处思考问题，继续做他的学问，待到问题解决，才恍然发现自己又没跟上趟。

1963年初，张爱萍将军在原铁道部党校礼堂向实验部同志做动员报告，希望大家离开北京到青海221厂完成“大型”试验研究工作。为完成国家的试验任务，职工们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克服困难，无怨无悔上草原。当时有位同志配偶生病住院，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书，这位同志待病情稍微稳定，马上出发追赶队伍；有的同志妻子即将生产，他也是先上草原，等临产时再回京护理；还有的同志动员恋人调来我单位一起上草原，有些因对方不愿意离开北京，就此便分手了。

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核试验，倒计数之后，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揪着心。当时还不知道是由于降落伞的问题导致试验失败。邓稼先决定亲自去现场查看。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阻拦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很感动，但他执意前往。到了发生事故的区域，他和部队的战士们一样弯腰徒步搜寻。当碎弹被找着后，邓稼先立即前来查看，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放射物！但他看了碎片就放心了，因为表明没有发生核爆。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发现他的尿里含有很高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1985年8月10日，邓稼先因直肠癌做了大手术。1986年3月之后，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疼痛剧烈。邓稼先预感到时日无多，他不止一次地对妻子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把病房当作了办公室。在接受化疗的间隙，忍着病痛的折磨，翻阅堆在床头桌上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不断打电话，反复和同志们商讨工作。1986年4月2日，病重之际的邓稼先和于敏联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建议书，提出了我们要争取时机，加快核武器发展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我们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这是一份凝聚着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爱国热情和心血，十分客观、科学的建议书，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念。

这份建议书他写得非常艰难，只能躺着或坐在橡皮圈上，流着虚汗咬牙坚持。在1986年3月14日他跟同事商讨工作的一张信笺的末端，他添了一行字，提及自己的病痛：“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他是在和生命赛跑，以超人的顽强意志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次拼搏。

郭永怀喜欢夜航，旅途中打个盹，第二天可以照常上班。1968年12月5日凌晨，他乘坐的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发生重大事故，郭当时携带的公文包里装着一叠绝密资料，当机舱被笼罩在一片火海时，他与警卫员紧紧相拥，用身体夹护住公文包。后来，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分开两人的遗体，那个公文包赫然露出，尚完好无损。

1988年初，高级工程师宋大本同志带病出差，1—6月间辗转西南、西北五次，长达80多天。在这半年的日日夜夜里，他既要上机算题，又要同病痛做顽强抗争。当他回到北京，汇报完了工作，不得不躺倒在病床上，医院确诊是肺癌晚期。胡仁宇来探望他，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只字未提自己的病情，而是做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工作汇报。他的病情日益严重，仍然牵挂着基地的试验。当参加试验的同志们带着成功的消息赶回来慰问他时，他已经不能说话，紧紧握着同事的手，潸然泪下。仅仅半个月后，这个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