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桓武师从量子力学泰斗、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思·玻恩，成果卓著。他与海特勒、汉密特两位学者合作研究宇宙线现象，该理论以三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命名为HHP理论，自此名扬物理学界。1945年，他又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和导师玻恩一起获得爱尔兰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1947年底，彭桓武远渡重洋，于次年初回到云南昆明。当爱尔兰皇家学会遴选他为会员时，他已经站在了云南大学的讲台上。

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后，原子弹研制工作陷入困境。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赴苏，看望正在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中国专家组，就我国如何发展核武器，与周光召进行了一次倾心长谈。这次谈话对周光召影响很大，他毅然决定回国，并代表中国专家组全体科学家，起草了一封联名信寄往北京。信中郑重地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2月，周光召奉召回国，到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只身一人住进了研究所的单身宿舍，这位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青年物理学家就此便销声匿迹了。

郭永怀早年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国留学。在美十余年，矢志不改。他受聘康乃尔大学十年，是科研成果丰硕的黄金十年，但他与钱学森相约回国。195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努力下，钱学森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怀抱。郭永怀备感振奋，是年他刚被晋升为终身教授，但他初衷不改，做好了回国的准备。康乃尔大学的师生为他们夫妇举行了一个野餐晚会，晚会上，郭永怀将自己教学十余年积累下来的厚厚书稿投入篝火焚毁，以明志向。

1946年，陈能宽与裴明丽夫妻俩获得当时的教育部出国留学资格，双双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毕业后，陈能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工作，他与美国同仁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引起学术界关注，被誉为金属物理学研究的创举。事业有成，少年得意，陈能宽夫妇却归心似箭，积极参与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寻找机会回国报效，但被美国政府无理阻挠，并一度受到监控。1955年，终于得到美国政府的允许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挂冠东渡。

陈能宽一次与年轻人座谈时说：“中国人不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还有什么可干的呢？”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与阔别21年的好友邓稼先相见。离开北京时，在停机坪的栅栏口前，杨振宁询问：美国谣传说1948年来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原名JoanHinton，费米的学生）曾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不知是不是真的。邓表示要先证实一下。回去后，邓稼先立即向上级请示。周总理明确指示：如实告知。于是激动不已的邓稼先连夜写了一封信，送到在上海的杨振宁手中。杨正在赴宴，席中展信，内云：中国原子武器工程除了在1959年底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之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杨振宁以巨大的感情震荡，以至热泪盈眶，不得不立刻去卫生间整容。

周毓麟为国家利益，曾三次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了使自己所学专业能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他放弃已有成就的拓扑学研究，听从国家派遣去苏联留学，专攻偏微分方程；1960年，他奉调参加核武器研究，又一次转变研究方向，主持了核武器数值模拟及流体力学等方面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学术交流，周毓麟又将非线形发展方程研究作为工作重点。每一次转变，他都在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960年在北大任教的周毓麟，突然接到了国家调令，他对前来通知他的党支部书记说：“没问题，党叫干啥就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