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信息来源：九所 | 作者: 吴明静 | 发布日期: 2018-07-23 | 浏览次数：9388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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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一群热血忠勇之士，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九所（中物院前身）。几代人历经沧桑，核武器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开荒到成绩斐然，其中的艰辛与磨难，世人皆叹。
在这片前辈们取得伟大成就、凝聚产生“两弹”精神的土壤里，究竟有没有一种独特的因素，深藏其中？
要有，那就是中物院人的风骨。
这风骨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由无数个怀着科学救国理想、扬名海外却毅然回归的前辈们树立起来的，是从“中国人不必弱于外国人”、白手起家的信念中生发出来的，是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拼搏人生中精炼出来的。
一代又一代中物院人，在60年的时光隧道中，小心呵护和培育着前辈的五样遗存。
一是爱国。爱祖国，就有理想，牺牲名利默默奉献。
二是信心。有信心，就有勇气，艰苦奋斗开创事业。
三是信念。有信念，就有方向，面对目标勇往直前。
四是信任。有信任，就有协作，大力协同披荆斩棘。
五是尊重。有尊重，就有民主，启迪创新成就未来。
因为有这独特的风骨，我们才得以确立这样的价值理念：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
站在新的起点上，新一代中物院人志存高远，视野更加开阔。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物院的事业继往开来，前景更加辉煌。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为“596”，源于对苏联于1959年6月20日撕毁《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我们被迫自力更生的纪念。
理论部成立后，邓稼先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这就是人称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的三个“桥头堡”。理论部的年轻科研人员被分编为状态方程组与力学组，中子物理组与数学组，开始入门补课。
起初，邓稼先亲自授课，许多内容他也是先学一步，边学边讲。一段时间后，邓稼先要求大家读通几本书：柯朗的《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戴维森的《中子输运理论》、泽尔陀维奇的《爆震原理》和格拉斯顿《原子核反应堆理论纲要》。当时条件极差，书并不是人手一本，就自己刻蜡纸油印。读书的方法是大家读，大家讲，每一章节都由一个人做重点发言，等于是一个小教员。
邓稼先在讲课中，有时会突然说：“朱建士，你来讲讲稀疏波问题。”或是：“胡思得，你来讲讲状态方程。”这些年轻人也当仁不让，他们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物理思想，理论探索取得节节胜利。
从1960年4月开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模型开始进行总体力学计算。在四台半自动计算机上，开始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一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每天要敲八、九个小时的计算机，除开睡觉、吃饭，都在办公室。计算历时九个月。但几经反复，一个关键结果总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而且在计算过程中，不断发现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引出了研究人员对原子弹原理研究的深化。在邓稼先的倡导下，研究人员用完全平等讨论的方式来集中智慧。大家都动脑筋，大家都发言，这样的讨论将科研工作一次又一次地推向深入。
这时期，国家陆续从全国各大学、研究院所抽调科研人员参与原子弹突破工作，前后征调了一百余人。为寻求突破，来的人首先就对前面的工作找问题，来回推敲，一点一点推进，前后九次的计算结果均表明我们做的流体假定没有错误。这批年轻人开始怀疑苏联专家的数据了。
1961年，周光召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不可能，原子弹理论研究的拦路虎才算是被彻底放倒了。后来，核试验检测的结果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证实。
九次计算是我国科学研究自主创新的光辉篇章。通过九次计算，我们的科学家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以及诸多作用因素的交互影响，为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为核武器设计培养、锻炼了人才。
朱建士回忆：九次运算，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五、六个方程式。计算的草稿纸，一扎扎一捆捆地放入麻袋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了一房间。通过九次计算体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民主科学的精神意志和工作作风，极大地鼓舞了科研人员，在此基础上逐渐凝聚和形成了“两弹”精神，对我国高科技事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强大推动。
在两弹突破期间，理论部大楼被大家称为“灯火辉煌”的大楼，每晚十二点之前，基本上每个办公室都是亮着的。特别是原子弹获得突破后，全体科研人员向氢弹原理发起猛攻。那时，生活艰苦，待遇不高，但大家的工作热情丝毫不减，争分夺秒地工作，加班加点已成常态，以至于支部书记晚上催促大家回去休息竟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氢弹突破时期，学术民主的气氛空前深厚。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研究人员定期在会议室召开学术讨论会，叫作“鸣放会”，会上大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任何人都可以到小黑板前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意见。一些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大胆献计献策，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很有价值的设想。
当时刚刚参加科研工作的孙锦山提出用流体力学原理解决氢弹某装置的应用问题，组长徐乃新还特意表扬了他，说新来的同志大胆、勇于思考、没有条条框框的顾忌与限制。当年的学术民主就是如此的淋漓尽致。
刘恭梁回忆氢弹突破时的学习气氛：当时，学习目的明确，学术气氛活跃，学术争论之踊跃，恐怕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研讨会很多，每个人都可以去听，任何人都可以走上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没有高下尊卑之分。讨论中涉及到的知识难点，大家主动去找资料研究，平等地讨论，不像现在专业分得这样细。因此研究人员看的书是很多的，学习新知识的热情非常高，每天晚上14号楼都是灯火通明。科研小组也是经常更换和调整，进行不同方向的探索和研究，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集体攻关作用。当年虽没有提什么“创新”的口号，但每项研究其实都是创新。
为了早日突破氢弹原理，全理论部都投入到“鸣放”中去。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在一次讨论会上，彭桓武先生在黑板前介绍自己的思考，讲完了后意犹未尽，眼睛盯着黑板，一边倒退一边仍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座位在王淦昌先生前面，当时大家听得很入神，王先生一边思考一边把下巴扣在彭先生的椅子背上，不知不觉中把椅子转动了一下，结果倒退回来的彭先生不察，坐了个空。
1965年9月下旬，于敏带领部分同志到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计算机对原子弹某型号进行优化设计，力求达到高威力。于敏首先对几个典型计算结果作了系统分析，深化了对规律的认识，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作了系列学术报告，阐述了对氢弹原理做出的关键性突破。他进而组织大家对问题进行物理分解，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终于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在1965年10～11月间，提出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物理方案，史称“百日会战”。此后，经过理论部进一步讨论和推敲，氢弹理论模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证实了XX原理的正确性。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330万吨氢弹成功爆炸。中国人抢在法国人之前爆炸氢弹的愿望得以实现。
在XXX热试验产品加工过程中，为了鼓励工人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牺牲精神，邓稼先也亲临现场。他和其他领导一直守在工人旁边。其实，老邓吃的放射性剂量可能比工人还多，因为工人穿防护服，而老邓只穿一件普通白大褂。
张世泽回忆：1963年与一大群新调来的年轻人等待政审和分配。大家都在议论，我们这些人将要去西北草原从事一项重要的工程，工作很光荣，但是找对象就困难了。有同学表示：“豁出去了，半辈子不结婚也干了！“这话深深撞击了张世泽等同志年轻单纯的心。
时过境迁，张世泽感慨：有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倒不都是因为事业和草原。草原上的科学城却是半辈子完成了使命，留下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成了历史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