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一群热血忠勇之士，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九所（中物院前身）。几代人历经沧桑，核武器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开荒到成绩斐然，其中的艰辛与磨难，世人皆叹。
在这片前辈们取得伟大成就、凝聚产生“两弹”精神的土壤里，究竟有没有一种独特的因素，深藏其中？
要有，那就是中物院人的风骨。
这风骨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由无数个怀着科学救国理想、扬名海外却毅然回归的前辈们树立起来的，是从“中国人不必弱于外国人”、白手起家的信念中生发出来的，是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拼搏人生中精炼出来的。
一代又一代中物院人，在60年的时光隧道中，小心呵护和培育着前辈的五样遗存。
一是爱国。爱祖国，就有理想，牺牲名利默默奉献。
二是信心。有信心，就有勇气，艰苦奋斗开创事业。
三是信念。有信念，就有方向，面对目标勇往直前。
四是信任。有信任，就有协作，大力协同披荆斩棘。
五是尊重。有尊重，就有民主，启迪创新成就未来。
因为有这独特的风骨，我们才得以确立这样的价值理念：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
站在新的起点上，新一代中物院人志存高远，视野更加开阔。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物院的事业继往开来，前景更加辉煌。
彭桓武先生为人正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天二机部一位领导把彭桓武叫到面前说：“大家都在批钱三强。你是钱三强的朋友，对他更了解，更应该带头，你为什么不批？”彭先生说：“钱三强是党员，对我的生活关心，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我找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邓稼先性格憨厚直朴，忠于事业，承担众多压力。许鹿希回忆说，邓稼先一紧张就会心慌，每次一接保密电话，老邓的手都抖的拿不好听筒，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我所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领导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有很多著名的大科学家在所里工作过，如邓稼先、于敏、周光召、黄祖洽、周毓麟等，职工见了他们都亲切称呼老邓、老于、老周、老黄．．．．．．对许多院领导、所领导、大家也称呼为大胡司令、小胡司令、老李、老符、老孙，领导们平易近人，干群关系十分融洽。邓稼先谦虚谨慎，尊重他人，能把不同性格、不同脾气、不同专业的科研人员很好地凝聚在一起。他为人没有架子，群众不称他的官衔，喊他“老邓”。老邓是留美回来的教授，工资定得高，大家经常起哄让他请客下馆子、看戏，他也就笑嘻嘻地掏钱。谁有困难，他必定解囊相助。李怀智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向老邓借150元钱买自行车（当时是一大笔钱），一年半后才还他。
1962年困难时期，粮、油、肉、蛋、糖、蔬菜等食品凭票证供应或高价销售。很多同志长时间高度紧张工作，营养得不到保障。一天晚上，邓稼先和李怀智一起拉计算尺，突然听到李的肚子咕咕叫，他抬头看看，然后用手指按按李的额头（营养不良造成浮肿），低下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老李，咱们出去休息休息、走走。”这休息就成了骑自行车带李到新街口吃牛羊肉泡馍，李不好意思接受。邓稼先说：“你脸都浮肿啦，还跟我客气什么！我的钱比你多！工作要干，也要注意身体。”吃完泡馍，老邓又骑自行车把李带回单位，一起工作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次，人民大会堂召开科技界聚会，邓稼先也受邀前往。会后，所有代表要与中央领导合影留念。邓稼先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有一位同事等在外面的车上，必须叫他一起。”工作人员说，司机一般不参加合影。邓稼先非常坚决地表示，如果我的司机同事不能参加，那么我也放弃。在他的坚持下，最终工作人员安排司机任长义和众人一起与中央领导合影留念。那张一米多长的照片被任长义老人当作邓稼先老院长的礼物，一直珍藏着。
胡思得回忆：邓稼先爱看京剧，他对工作抓得紧，平时和大家一起加班，但是晚上电视有京剧节目，就给大家放假一起看。有时周末休息，兴致一来，他和于敏、何祚庥一起跑到戏院前等退票，不以为苦，自得其乐。
程开甲善辩。1948年与同门师兄海森堡在瑞士苏黎士大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猛烈交锋，他语言基础好，一会儿英语，一会儿德语，弄得海森堡疲于招架，而程开甲意犹未尽，成为一时之花絮。在理论部时期，彭桓武先生给大家讲课，程开甲不断提出问题，彭公也习惯一边讲一边与他展开辩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他们又和好如初。
王淦昌为人平易谦和，热忱朴实，但学术探讨中往往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一次在学术报告会上，郭永怀对一个数学式提出质疑，王跑到黑板前与郭辩论，你来我往，互有见地，其实他们私交甚好。
胡思得回忆：王淦昌在做学问方面一丝不苟，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时和别人讨论问题，听到不明白处，他会坦然地说：“我没听懂，你们讲慢一点。”杜祥琬回忆，王淦昌某次打电话给他，做了一番勉励，还特意与杜夫人通话，嘱咐要照顾好杜祥琬身体。当时王老已届九十高龄，意气高昂，在电话里说：“人生从六十岁开始。”这话并非随便说说，杜祥琬感叹：“他的很多成就和设想，都是六十岁以后的事，包括氢弹突破、三次地下核实验、863计划、和平利用核能、ICF等等，他六十岁以后，做了多少事情！”1999年9月，于敏接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获得重约一公斤的“两弹一星”功勋黄金奖章，在客厅展示柜中与其并排而立的是小孙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二战期间，彭桓武在飞机轰炸中依然伏案工作，意态自若，并写下诗句：“乱世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彭桓武不愿抛头露面，常称“忙”而谢绝会客，许多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到了门口，也拒不开门。但他却经常蹲在路边看别人下棋，一看就是半天。
殷仁通回忆：1960年困难时期，食堂提供的午餐多半是窝头，再加上一个用大白菜的外层菜帮、菜叶等“边角料”做的清水菜汤。尽管简陋如此，这顿午餐还是科研人员一天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彭桓武先生每次都姗姗来迟，仅仅赶在食堂工作人员下班之前。一次，殷仁通冒然问：“您怎么来这么晚？”彭先生不以为然地回答：“来早了不也是窝头菜汤嘛！”
杨绪河回忆在核试验基地的一段经历：作业队的生活十分单调。茫茫戈壁，荒无人烟，连报纸都看不到，更不用说电视了。那时，不像现在通讯方便，别说手机，连普通电话也没有。所以整个试验过程中，没有和家人联系过。到了晚上，大家只好欣赏戈壁滩的星空，星星是那么亮，夜空是那么美，这在大城市是绝对看不到的。一天休息，人们来到附近的水塘旁边游玩，在芦苇丛中竟然发现有两只野鸭子，大家非常惊喜，工人师傅拿来食物给它们吃，谁也没有去伤害它们。不知它们从何处飞来，竟能在戈壁深处生存，大家在喜悦中夹杂着一丝温柔的怅惘，希望它们能在戈壁滩上世世代代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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