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核九院人的核心价值观，承继已经三代人六十年。按照这里独特的“物理学式选拔机制”，留下来坚守的人都是“纯金的颗粒”。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新一代面壁者已经无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们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们的欲求不止于小确幸，他们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自我实现，他们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所以他们是社会精英、民族脊梁。

什么是人生赢家？财务自由、儿女双全是一种，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是一种，闲云野鹤、睡到自然醒也是一种。但这些都与九院人无关。

人有脊椎可以挺直腰板，基石稳固才能建起高楼大厦，但真正的脊梁和基石原本就是看不见的。

无需别的证明，奋斗本身就是幸福，这是九院年轻人的幸福观。你认为什么才是幸福？大情怀与小确幸可以兼得吗？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自我实现？欢迎参加“强国一代大讨论”，来信谈谈你的观点看法。

中物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对很多人而言，这里不为人知。而事实上，这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所有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熟悉的人尊称为“核九院”，这个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武器小型化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它保障和支撑着我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是奠定我大国地位的“定海神针”。

在崎岖重叠的西南大山环抱中，这支隐秘强大的科研力量已默默存在了近60年。于敏、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两弹元勋”，曾战斗在这里，用强大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和安宁。

他们是大山深处的潜伏者，他们是真正的面壁人。

面壁经年，与尘嚣隔绝，等到能公开身份时已是古稀之年，多位“两弹元勋”未及登上国家最高领奖台就与世长辞了，更有许多人奉献一生，始终不被世人所知。

斯人已逝，名将渐老。面对波谲云诡的全球大势和建设世界强国的新征程，新一代的中国面壁者接续使命，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坐拥全球风云的互联网世界长大，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但他们是否能如老一代科学家那样“深藏功与名”，耐得住山沟里的寂寞，继承下那辉煌且沉重的执剑人衣钵？

2018年新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走近“核九院”的年轻人。

国家级实验装置神龙二号，是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驾驭神龙二号的人

“哗啦啦啦”，一个大型的卷帘门应声而起。给记者开门的，是身形单薄、穿着半旧夹克的80后何小中。

这个文弱书生是清华博士。

貌似“车库”的门内，是一个足以让人自叹渺小的宏大空间。神龙二号，国家级实验装置如一条巨型的“神龙”盘踞在此，裹挟着奔涌而至的万千能量。

在一个个像钢铁兵马俑一样列阵排开的供电装置面前，何小中介绍起神龙二号，眼里瞬时有了光——他就像这支庞大军团的指挥官，信心十足。

他第一次来中物院是大四时，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九院的一切都被镶上了粉红的梦幻金边。当时还是神龙一号，何小中被瞬间击中：“如果我能在这里……”

时隔11年的今天，他已经是神龙二号的驾驭者之一。何小中和这个团队八九十位成员一起，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完全自主地设计建造了这支“钢铁军团”。

科研大国逐鹿天下。神龙二号是直线感应加速器，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何小中们站在核科技的最前沿。

美国研制的强流脉冲加速器目前能拍4张照片，但是脉冲跨度无法扩大。而神龙二号的技术路线是独创的，可瞬间拍3张照片，与神龙一号结合也能拍4张。同时，在许多参数上要比美国装置更强，性价比更高。“听说美国即将新建类似装置，也在参照我们的技术路线。”何小中很自豪。

神龙系列加速器的研制成功，让我国加速器技术上了一个大台阶。“它的拍照功能，拿出其中一点点技术成果，就能大大改进核医学CT设备。”何小中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把加速器拍照技术民用化，“一旦批量国产化生产，人们上医院拍加强CT的价格能便宜一大半”。

如果用当下互联网创业市场的套路评价，何小中这样的技术精英，应该是身家千万上亿，西装革履在五星级酒店融资ABCD轮的“青年才俊”。

不过，用市值给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事业标价，恐怕无论多高，都显得廉价。

何小中每天进门，都经过一个简陋的张贴栏，上面有一张照片：他的清华老校友王淦昌先生正在埋头题字。

王淦昌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大师虽去，风范永存。他一笔一画的题词是：“继续努力，必须超过美国。”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1996年的题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80后山沟人

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

从绵阳出发，目标川北某县。一路上的蜀地山水，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绿，汶川特大地震时滚落的巨石与险坡依稀可寻。

再往前翻过几重山，才能进入某研究所职工周一到周五的集体宿舍。科研生产地点还要再走数公里的山路，他们是“实打实的山沟人”。

而这儿，只是中物院人嘴里的“老点”之一，年龄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老点情结”。

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启事，前来勘察。到绵阳走了一批，到县里又走了一批，剩下的，发现到县城后还得往山里再走好几十公里，又有一批忍无可忍地回头离开了。

该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涛，属于逆流而上最终留下来的人。这位北大博士有一张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国字脸，嘴唇抿得很有力，自带一股遗世独立的正气。

一年365天，法涛和他的同事起码220多天都远离家人，工作在大山深处。

每个周五，天擦黑了，下班出山的大巴，首尾相接，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里蔚为壮观。

任务来了，很多人几个月不能离沟。回家，是这里最美的词。所以，法涛的微信头像就是婴儿的脸部特写：宝贝的小嘴微张，似乎在说，“快来爱我吧，爸爸”。

这些喜欢逆流而上钻山沟的80后技术骨干和室主任们，每个人都有炫目的文凭，都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选择钻入这崇山峻岭，为什么呢？

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后来在加州理工师从一位物理界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是浙江人，本想去上海。一所的吴所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是一个核武器二次创业的机会，你来不来？”

去年10月，他带着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国，扎进了绵阳这座西部科技城。

位于绵阳的中物院大概适合各种不适应世俗的“呆萌”。这里可以避开大城市病——手机上班就被锁，没有什么芜杂信息干扰，开的车、住的房子都还不错，想生老二也毫无经济方面的担忧。复旦博士杨志剑说起同学在上海，忙碌的工作节奏和紧张的生活压力下，不敢生孩子，不能把老人请来身边——立刻获得很多同事的赞同。

这些凡俗的原因，是九院年轻人留下来的口头理由：“我们这里房价不太高，买得起大些的房子，幸福指数很高”“衣食无忧，后顾无忧，可以专心做科研”。

当更进一步走近他们，就能发现博士们选择这里的决定，或许来自别样的触动。

聚集在科研的“天堂”

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当时，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周围很静只有涛声。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

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马上关了。可没想到，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

徐晨流着泪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

她在船上决定，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如今，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

七所的王欢，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奥运会。有一天，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这个“老外”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

“在欧洲，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激情，没有波澜壮阔，一眼能看到天边。”王欢来到绵阳，所长尊重他：去成都基地，还是去沟里？“既然来了，就去沟里吧”。

南开本硕博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虽背靠大山，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传说”嗤之以鼻。

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5万美元。导向不是很清楚吗？”

真想搞科研，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天堂”。

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归去来”的故事。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5年后，他去复旦读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来了，“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

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师想做实验、拿数据，都要排队找设备、借地方，而在他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最棒的实验室，不需要排队等、费劲协调才能用！

不可避免地，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里肯定不适合。”张龙说，但你想搞点事、干事业，就不需要犹豫。

要求的越少，离真理越近

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沟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有一批活泼的年轻人，为中国核工业事业开疆拓土、留下伟业。

他们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能够调配的“最强大脑”。

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们，那时正当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是国家的一声号召，他们便义无反顾：“搞个大炮仗，让祖国真正站起来！”

这一代人，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反应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彻了历史的时空。

83岁的胡干达老人仍然耳聪目明反应敏锐。在中物院，他当了近30年的办公室主任，贴身服务过这些“两弹元勋”。

网上有人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弹的钱都拿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会有饥荒了吧？

老人说，实际上恰恰相反！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贫积弱，核大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打击一触即发，中国处于战争的阴影中。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决定中国加紧研制核武器，“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3年困难时期，九院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还在青海高原，饥饿、浮肿折磨着他们。彭德怀元帅听说了，立刻打电话，让海军送来带鱼、陆军送来绵羊，保证原子弹的研究工作顺利推进。

“彭老总当然清楚，如果我们早有原子弹，抗美援朝的阵地上战士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甚至美国有可能就不敢来，原子弹是‘卫国重器’。”胡干达说。

然而，核九院本来要迎来500个苏联专家手把手地指导核武器研制，但最后出现在北京的只是一个什么关键技术都不说的“哑巴和尚”。而且苏方很快就毁约了。刚刚支起的摊子，只剩下一群仅仅知道一丁点核原理的年轻人。那是1959年6月，为了记住耻辱，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也称“争气弹”。

“中国人聪明啊。”胡干达老人说。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分别是两种核爆的激发方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枪式。

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路线，必须面对两种路径的选择。那时候中国资金有限，时间倒计时，只能二选一。缺少前期试验支撑，原理上都可以，所以两种意见争论异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时的李觉院长让“技术大拿”朱光亚谈看法。朱光亚那时也不到40岁，为人稳重，不爱说话。而一旦发言，总是掷地有声。听取充分讨论后，他建议用内爆式。后来，中央拍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这条路径。

几十年后，美国解密当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认内爆式更有效，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

1996年全世界暂停核试之前，美国核试验1179次，中国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干达说：“但中国人聪明，定的目标是一次试验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试验的参数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中国研制氢弹用时最短，更是创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封锁、屏蔽，都没有阻挡当年的年轻人。

民间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当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从不认同这个说法。对核工业人来说，西方那种个人至上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九院人集体奋斗、协同攻关的状态。

朱光亚对于敏的评价是：从材料、设计到构型，于敏对氢弹的成功研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强大脑飞速运转，与九院的同志们一起让氢弹的轰鸣声响彻地球的时刻，他不过41岁。

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全国劳模时，才算真正解密。

在那一代核工业年轻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长的。他一来九院就是副院长，当时条件很差，51岁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领导，一起住帐篷，而让年轻的科技人员住条件稍好些的房子。

到今天，与世界并跑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

邓稼先也一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年他才40岁。

因战备需要，1969年九院整体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间。看过《马兰花开》的人都知道，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常年两地分居。1980年代，许老师终于答应来邓院长工作的绵阳梓潼看看。这是全院的喜讯。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更是紧张兴奋，他斟酌再三，决定把邓稼先卧室的一张1．2米的单人床换成双人床。

可邓稼先进门一看，问，床怎么换了？胡干达如实交代，“从招待所搬来的，让许老师睡得舒服点”。

邓院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发出指令，换回去！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无我之后，方能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后来，邓稼先和于敏，他们都把获得的属于个人的奖金，拿出来奖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轻学子。

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苏格拉底说，他要求的东西越少，他离神越近。此之谓也。

胡干达说，中物院这棵大树，是全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种起来的。有了“两弹一星”这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之后，我们中国人才算彻底站起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

两弹一星，同样把中国保送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让对中国欲下杀手的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着牙前来握手。

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以战止战，能战方能言和。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六十年，三代人

蓝可是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里，老师于敏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数学计算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让她惊叹，“那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超强大脑”。

可为什么于敏不带学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学部委员（即院士）。可十几年间，他一直没招到过一个博士生。

国之大业，没有接班人怎么行？

身边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试全没过，报考于敏的学生成了“江湖上一个可怕的传说”；二是原子物理类专业太冷门，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个年代都下海经商或出国了。

大概要命的是第三，当了于敏的学生户口没保障，那个年月研究生是宝贝，落个大城市户口轻轻松松，但九院并不保证能有北京户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核九院与很多军工单位一样，走上了艰难的“军转民”的道路。胡干达说，当年他们什么都干，洗衣机、电子管、房地产，各种合作各种尝试。但九院人老实惯了，十桩生意九被骗，赔得多挣得少。最惨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绵阳市里的长虹电器。

1991年6月，蓝可操着四川普通话跟于敏打了个招呼。那是在烟台养马岛的一次强激光研讨会上，她知道，65岁的于敏刚刚淘汰掉两个国内顶尖大学的男生。

“太紧张了！”第一次坐在圈子里名声赫赫的于敏对面，蓝可满心忐忑，“在浓密的眉毛后面，他的眼神太锐利了”。她本科是电子科大的，名气比北大清华差远了，他能选上我吗？

博士考试成绩出来了，蓝可落榜。

没想到，于敏却说：你先来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给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机会。

中国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权威，千挑万选要了个落榜生，还是个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蓝可说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谈工作，也从来没有解释过。

“他不会跟我谈别的，说起社会上事情，尤其阴暗面，他马上会打断：不管那些，咱们只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面这几天，导师于敏身体不好，住院了，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

蓝可去医院看老师，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师，我们刚刚做了8发物理实验，都很成功，我给您讲讲哦？”

她能感觉到，老师的眼皮一抬，那道锐利的目光直射出来。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于敏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

10分钟后于敏的血压才恢复。